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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半炷香的时间，崇祯将刚刚总结的历朝历代朝廷对商人的压制手段讲了一遍，众人脸色再次复杂了起来。

        皇帝很清楚，但为什么又问这个问题呢？

        袁可立出班了，沉声道：“陛下，历朝历代都对商人压制，除了农业是立国之基外，还有对权利的威胁，商人财富积累可能形成独立于官僚体系外的权力中心，

        诸如战国吕不韦的政商集团，任秦相时食邑十万户，门客三千形成影子政府，通过奇货可居操控秦国继承权。

        最后的结果就是始皇帝登基后颁布了‘上农除末’是政策！”

        “陛下，除了袁阁老所说的权力威胁外，还有经济秩序层面的威胁！”

        毕自严也出声了：“商利远高于农利导致‘弃农从商’，汉晁错《论贵粟疏》：商贾大者积贮倍息...亡农夫之苦；

        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，唐代‘钱荒’时期，商人囤钱加剧流通危机。以及财政利益冲突，走私导致大量的税收流失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陛下，臣以为还有礼法和制度层面的担忧！”

        礼部尚书刘宗周也出声了：“一是儒家伦理挑战，商人‘不事生产而坐收厚利’违背‘重义轻利’的观念，司马迁在《货殖列传》推崇商业，后世屡遭官方批判；

        二是社会阶层颠覆，历朝历代商人捐银子买官层出不穷，突破士农工商秩序，这就让苦读数十年的官员们不乐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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